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孩子盼过年大人感慨多

来源:潍坊晚报   发布时间:2021-02-24 10:29:24

  作家莫言被选入高一课本的散文《过去的年》,回忆了上世纪60年代他小时候过春节的情景。当时生产水平相对落后,物资匮乏。孩子们盼年望眼欲穿,家长却需要仔细盘算,如何准备过年的吃穿用。

  孩童无忧盼过年大人费心算开销

  “春节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日,春节一过,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,春天即将来临。春天的来临,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。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大人的事,对小孩子来说,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、穿新衣、痛痛快快玩几天的节日,当然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。”

  莫言笔下的春节,与陶钝回忆录中所写一致,最快乐、最高兴的是小孩子。莫言写道:“我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,往往是一跨进腊月,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,好像春节是一个遥远的、很难到达的目的地。”

  在小莫言眼中,父母这些长辈们的表现却令人不解:“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,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,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,而且还惧怕过年。他们的态度,令当时的孩子感到失望和困惑。”

  渐渐长大后,莫言逐渐理解了大人们当时的态度。莫言认为,长辈们之所以对过年感慨良多,原因之一是过年意味着一笔巨大的开支。

  莫言1955年出生于高密东北部的平安村,他回忆小时候过年的情形,应当是上世纪60年代。在那个经济不发达、物质匮乏的年代,每个家庭到了年前,都要费尽心思,细细盘算。

  当时城乡差别较大,相对城市居民来说,农民的生活要差一些。吃饱肚子是最基本的保障,孩子多,劳力少,一个家庭平日里必须精打细算。过年的开销,当家长的平时就要算计。一年到头多数吃玉米、地瓜等粗粮,要攒下些小麦到过年时磨面蒸馒头。衣服都是自己或找裁缝做,平时穿破了缝缝补补再穿。“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”,这句来自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歌谣,成为当时的流行语。除了缝补,家里孩子们的衣服往往是老大穿了老二穿,老二穿了老三穿。买布除了钱还要用布票,家长平时就盘算着积攒几尺布票,年前给孩子做件新衣裳,大人们多是将旧衣服洗干净穿着过年,衣服上没有补丁就算是“新衣裳”了。家家户户一个大咸菜缸,一缸咸菜吃一年。平时吃不上几次肉,炒不了几回菜,过年总要割几斤肉,打上瓶子油,买点糖果、花生、瓜子之类,花销往往从鸡屁股里抠——平时养鸡下的蛋不舍得吃,到集上卖了换点钱。莫言称,大人的感慨是因为“拮据的生活预算里,往往还没有备足这笔钱”。

  莫言认为长辈对过年感慨良多的第二个原因,“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对他们构成的巨大压力”。小孩子可以兴奋地说:“过了年,我又长大了一岁!”而老人则无可奈何地叹息:“唉,又老了一岁。”

  腊八粥食材难凑小莫言幻想施粥

  “熬到腊月初八,是盼年的第一站。”孩子们扳着指头数算的第一个好日子,终于到来了。“这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,粥里要有八种粮食——其实只需七种,不可缺少的大枣算是配料”。如前所述,所谓腊八粥,仅仅是个叫法。能不能配齐八样食材,要看每个家庭的情况,往往是凑上几样米、豆就算腊八粥了。莫言说大枣算是配料,可能因为大枣是“稀罕物”,一般人家买不起或买不到,就把大枣说成是配料,有无皆可。

  小莫言听大人们说,“解放前腊月初八的凌晨,富裕的寺庙,或者慈善的大户人家,都会在街上支起大锅施粥,叫花子和穷人们都可以免费果腹”。

  在古代,施粥是煮稀饭分给饥民的一种救荒措施。《礼记·檀弓》载,战国时期,卫国出现大饥荒,卫国大夫公叔文子“为粥与国之饥者”。此后,施粥救饥之法为历代普遍采用。据《魏书·孝文帝本纪》记载,北魏太和七年(483年),冀州、定州闹饥荒,施粥救活170万人。《金史·章宗本纪》载,金代承安四年(1199年),“敕京、府、县设普济院,每岁十月至明年四月,设粥,以食贫民”;泰和五年(1205年)三月,“命给米诸寺,自十月十五日至正月十五日,作糜以食贫民”。明、清时期,朝廷广泛推行设厂施粥,举办者除各级官府外,还有各类慈善团体,粮食及经费则由官府拨支或民间捐助。

  在官府倡导下,佛教界施粥成为他们的“自觉行动”,每逢遭遇灾荒,一些大的庙宇为体现佛家的慈悲为怀,就煮粥分给流离失所者。后来,腊八施粥(又称腊八舍粥)成为一些寺庙每年固定举行的慈善活动。如今,寺庙腊八施粥成为一些景区的传统民俗活动,享受腊八粥美味的人们不再为了充饥,而是体味传统文化的韵味。

  腊八粥飘香之时,小莫言沉湎于想象之中:“我曾经十分向往这种施粥的盛典,想想那些巨大无比的铁锅,支在露天里,成麻袋的米豆倒进去,黏稠的粥在锅里翻滚着,鼓起无数的气泡,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凌晨清冷的空气里。一群手捧着大碗的孩子,排着队焦急地等待着,他们小脸儿冻得通红,鼻尖儿上挂着清鼻涕。为了抵抗寒冷,人们不停地蹦跳着,喊叫着。我经常幻想着我就等在领粥的队伍里,虽然饥饿,虽然寒冷,但心中充满了欢乐。”

  莫言自称,“后来,我在作品中,数次描写了想象中的施粥场面,但写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辉煌”。

  灶王爷像贴炕头白脸汉子遭烟熏

  “过了腊八再熬半月,就到了‘辞灶日’。”莫言所说的辞灶日,就是农历十二月(腊月)二十三日。

  辞灶的习俗,数千年传承下来,一直没变。辞灶的主要项目是祭灶,莫言家祭灶的仪式比较简单:“在饺子出锅时,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,然后烧半刀黄表纸,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。焚烧完毕,将饺子汤淋一点在纸灰上,然后磕一个头,就算祭灶完毕。”

  生活稍微宽裕的人家,祭灶的供品就丰富些。必不可少的是灶糖,“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,上供的意思大概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儿,在玉皇大帝面前多说好话。也有人说,关东糖可以粘住灶王爷的嘴”。

  关东糖是产自东北地区的一种糖,又称麻糖、麦芽糖,一般用麦芽、小米熬制而成,大约三寸长,一寸宽,呈扁平丝条状,酥香有粘性。对粘住灶王爷嘴的说法,莫言也像王意坚一样提出质疑:“这种说法不近情理,你粘住了他的嘴,坏话固然是不能说了,但好话不也说不成了吗?”

  祭灶之后,把预先从“灶马”上裁下来的印有月历表的部分贴到“炕头上”。那时农村的房屋,中间一间是外屋,做饭、吃饭都在这里。两边各有一间,叫做里屋,里屋里盘着土炕。外屋的灶台,连通着一间里屋的土炕,冬天做饭时将土炕烧暖。多数人家外屋与灶台连通的里屋是不间开的。所谓炕头上,就是土炕外头的屋墙上。

  在莫言印象中,灶马头“一般都是拙劣的木版印刷,印在最廉价的白纸上”。对于那位灶王爷,莫言形象地写道:“最上边印着一个小方脸、生着三绺胡须的人,他的两边是两个圆脸的女人,一猜就知道是他的两个太太。”

  “当年,我就感到灶王爷这个神灵的很多矛盾之处。”莫言小时候有点木讷,却善于思考:“其一就是他成年累月地趴在锅灶里受着烟熏火燎,肯定是个黑脸的汉子——乡下笑话别人脸黑,总是这样调侃:‘看你像个灶王爷似的。’但灶马头上的灶王爷脸很白。灶马头上都印着来年几龙治水的字样。‘一龙治水’的年头儿主涝,多龙治水的年头主旱,‘人多乱,龙多旱’,这句俗语就是从这里来的,其中原因与‘三个和尚没水吃’如出一辙。”

责任编辑:李倩